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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日(12-06)--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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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模型的建立及癫痫疾病的转化一直是癫痫基础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近些年来,随着多项技术的发展与成熟,人们也拥有越来越多的方法来模拟和转化癫痫疾病。本次专题讲座主要从如何利用多能干细胞来模拟人脑及其疾病以及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来解析复杂的大脑功能两方面来介绍目前神经科学及癫痫探究的前沿领域,从而促进基础科学家与临床医生之间的对话,提高对于癫痫疾患的诊治能力。本次专题讲座的主席为Chris Dulla博士,共有两位讲者进行了分享。

Alysson Muotri博士介绍了如何利用脑类器官来模拟癫痫疾病。脑类器官是研究大脑结构和功能的模型。根据其从干细胞到脑类器官的分化过程是否有人为干预可以进行分类,非导向分化得来的脑类器官称为大脑类器官,导向分化得来的脑类器官又可以分为脑区特异性类器官及脑类组装体,各自分别有各自的优缺点。人脑类器官在体外自发地产生神经振荡。Alysson Moutri博士介绍了脑类器官在癫痫研究中的两个应用实例。CDKL5缺乏症(CDKL5 deficincy disorder,CDD)是一种以早发性癫痫、智力运动发育迟缓为特征的神经发育性疾病,利用脑类器官可以观察到CDKL5突变导致皮层神经元和神经元网络早期超兴奋性和晚期低兴奋性。这些改变可以通过药物或基因治疗逆转。另外,通过脑类器官研究发现FCD II型可由早期神经上皮细胞的不稳定性引起,导致新生神经元的成熟阻滞,存在FCD II型病变的脑组织可无遗传性嵌合突变。脑类器官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如没有血管、缺失某些细胞类型等),在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而脑类器官如何更好地应用于癫痫疾病的诊治过程中也需要更深的研究。

Emery Brown博士介绍了麻醉引起的神经振荡的原理及其引起觉醒变化的机制。全身麻醉是药物导致的镇痛、无意识、失忆、失去运动能力及失去心血管、呼吸、体温等自我调节能力和自主神经系统的稳定性的可逆性状态。所有麻醉剂都可能通过使丘脑和皮层的脑干投射失活,以及使丘脑和皮层产生超极化而出现慢-δ振荡。麻醉药物在皮层、丘脑和脑干回路中产生神经生理(振荡)反应的机制因药物类别、病人年龄和生理状态的不同而不同。麻醉引起的觉醒状态的改变是通过调节大脑的振动动力学产生的。如何在麻醉相关的神经调节和癫痫相关的神经调节二者之间建立联系,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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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异丙酚和七氟醚通过增强皮层、丘脑和从下丘脑视前区到脑干唤醒中心的抑制性γ-氨基丁酸能神经元的抑制性γ-氨基丁酸能活性,诱导无意识。来自Emery Brown的文献[1]

 

参考文献:

[1] Brown EN, Pavone KJ, Naranjo M. Multimodal General Anesthesia: Theory and Practice. Anesth Analg. 2018 Nov;127(5):1246-1258.

 

本文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撰稿:李尚茹  

审稿:谢涵 季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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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Ajay Gupta教授主持,其介绍了精准治疗指的是针对不同疾病的患者量身定制不同的治疗方案,以达到逆转或改变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如氨己烯酸用于治疗结节性硬化(TSC),钠离子通道阻滞剂用于钠离子通道功能获得性突变(如SCN2A及SCN8A的功能获得性突变)或KCNQ2突变患者;尽量避免对存在离子通道功能异常或突触传递功能异常的患者进行外科治疗。本会议上共有四位讲者进行了专题汇报。

Anthony Fine博士介绍了1例PMSE(Polyhydramnios, megalencephaly, and symptomatic epilepsy)病例,PMSE主要临床表现:胚胎期羊水过多,中脑畸形,早发癫痫(生后1年出现)。其他临床表现:大头畸形、发育迟滞、肌张力低下、尿崩症、特殊面容及房间隔缺损。PMSE为罕见病,系常染色体隐性遗传,致病基因是STRADA/LYK5,位于17q23.3,其编码的STRADA是mTORC1的抑制剂。PMSE治疗:应用mTORC1抑制剂雷帕霉素。开始用药的平均年龄为4.8个月,可减少癫痫发作频率,部分文献报道服用雷帕霉素的PMSE患儿均未出现痉挛发作。有文献报道1家系有2例患儿,年长患儿服药后癫痫略有改善,另一患儿无明显改善。用药过程中需监测雷帕霉素副作用。总结:PMSE为罕见病,特征为早发癫痫及各种严重并发症。围绕mTOR通路可探索新的靶点治疗。

Sarah Kelley博士介绍了1例9月女婴,8.5月龄时患儿不能独坐,开始康复训练。初次就诊时即发现患儿躯干力量弱,既往疲劳时患儿可出现眼球水平震颤。1岁左右出现阵发性双眼斜视,伴有呼吸暂停及姿势不能维持。14月龄时可扶站、扶走、会简单语言表达。12月龄脑电图正常,头颅CT正常。最初予左乙拉西坦治疗,惊厥较前减轻,眼球运动改善。17月龄完善头颅MRI未见异常。予左乙拉西坦治疗3月后患儿无之前的惊厥表现,但出现新的多种发作形式,同期视频脑电图未见异常,继续予左乙拉西坦维持治疗,完善全外显子测序示SLC2A1基因de novo突变,确诊Glut1 缺乏综合征。确诊后开始予生酮饮食治疗,智能、运动及语言等各方面改善显著,持续无惊厥发作,后逐渐减停左乙拉西坦。Glut 1缺乏综合征临床特点:围产期多未见异常,早发癫痫(多生后6月,大部分不超过2岁),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癫痫发作形式以全面性发作更为常见,表现为失神发作,肌阵挛发作,强直发作;首次发作以失神发作为主要表现,肌阵挛-失张力发作罕见;可表现为癫痫脑病。其他表现:小头畸形,婴儿期呼吸暂停,发育迟滞,构音障碍等。疾病的发展过程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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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ut 1疑诊患者需完善如下辅助检查:血常规、血生化(包含外周血血糖)、腰穿(脑脊液糖)、遗传学检查、脑电图及头颅MRI。治疗建议:生酮饮食为一线治疗,以脂肪为主要能量来源,可减少95%的癫痫发作,且缓解迅速,可减少64%的抗癫痫药物使用,可改善发育迟滞及运动障碍等表现。存在的挑战:是否可开发酮类类似物的口服药物;是否可建立修复SLC2A1基因功能或基因替代的治疗方法;患儿是否需终身监测血糖;是否需要进行广泛新生儿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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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lika Singhal博士通过1家系中的3个病例(见上图)介绍了基因的临床异质性,3例患者均存在DEPDC5同义突变,但表型差异巨大:DEPDC5基因定位于染色体22q12,该基因编码的DEPDC5蛋白是mTOR通路的上游抑制元件GATOR1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DEPDC5基因变异相关癫痫以局灶性癫痫为主要临床表现,可合并睡眠相关过度运动性癫痫、早发癫痫性脑病、West综合征、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肌张力障碍。DEPDC5基因变异相关癫痫起病年龄范围变化大,从新生儿期到成年期均可发病。DEPDC5基因变异也可导致情绪障碍,孤独症及注意力缺陷障碍等疾病。DEPDC5基因表型异质性的可能机制:①携带变异位点的体细胞受环境、遗传背景等因素影响出现“二次打击”现象或受其他基因影响修饰其表型。②突变发生在不同的细胞:生殖细胞突变(germline mutations)、生殖细胞嵌合突变(germline mosaic mutations)及脑体细胞突变(brain somatic mutations)。总结以上3例病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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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同一基因的相同突变可有广泛的表型异质性,从而治疗方法也需相应的调整。疑诊患者尽早完善DEPDC5基因检测,帮助评估哪些患者可行癫痫外科手术,也能为患者家庭提供遗传咨询。

Ajay Gupta博士介绍了1例通过外科治疗结节性硬化(TSC)导致癫痫脑病的患者。6岁女童,生后4周出现癫痫发作,生后8周出现痉挛发作,脑电图示高度失律,外院诊断早发癫痫脑病。4月龄头颅MRI:右侧额叶及双侧顶叶皮层发育不良可能。外院治疗: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维生素B6,托吡酯,奥卡西平、丙戊酸钠、卡马西平,拉莫三嗪、唑尼沙胺、左乙拉西坦、氯硝西泮及地西泮栓剂。入院后修正诊断:LGS(Lennox-Gastaut Syndrome)。入院诊疗经过:因烦躁及自残表现加用精神类药物,因LGS病因不明,因而认为不适合手术,6岁开始生酮饮食。再次就诊时患儿仍有阵挛发作和痉挛发作,已明确致病基因,确诊TSC,查体可见色素脱失斑及面部血管纤维瘤;全面发育迟滞,孤独症样表现。辅助检查示脑电图可见C4/P4频繁慢波,发作时更为显著。偶有发作时双侧或右侧额叶持续慢波发放。影像学示病变区域及脑电图放电区域一致,PET示病变区域低代谢。最终患儿行皮层脑电图(ECoG)系统引导下右侧中心顶叶结节和中央前额叶结节切除。术中ECoG发现结节区域有重复性尖波发放。3年后对患儿进行随访,癫痫发作减少90%,且已减停部分抗癫痫药,左侧肢体无明显偏瘫表现,学习能力较前明显改善。脑电图示全脑频繁棘波发放。综上所述,即使已有严重的癫痫脑病,癫痫外科手术对于部分TSC患者仍是可选择的,但关于手术时机的评估非常重要。

本文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撰稿:章清萍

审稿:谢涵 季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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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burt C教授主持了本次研讨会,其首先介绍了精准治疗的概念, 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PCAST)将精准治疗定义为依据每个患者的特点制定的医疗方案。或者可解释为根据特定疾病或治疗易感性进行分类,从而选择可能有效的针对性的预防/治疗措施。

Carsten G教授主要介绍了腺相关病毒(AAV)介导的基因治疗和应用反义寡核苷酸针对RNA的基因治疗方法。腺相关病毒为一种非致病性单链DNA病毒,由蛋白衣壳和单链DNA基因组组成,需辅助病毒参与复制,其可感染多种细胞并长期表达。重组腺相关病毒携带的蛋白衣壳与腺相关病毒相同,而其内的基因组被替换为治疗性转基因。AAV介导的基因治疗应用包括基因替代、基因敲除、基因组编辑、基因组修饰、非编码RNA调节。目前有多项关于AAV介导的基因治疗应用于神经肌肉病及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试验,如粘多糖贮积症、NCL、Canavan病、SMA、DMD、GAN、Pompe病等。RNA疗法主要干预基因转录翻译过程,主要包括反义寡核苷酸(ASO)及干扰RNA(siRNA)等。诺西那生为一种反义寡核苷酸,其可修饰SMN2基因剪切以增加正常的SMN蛋白生成。此外,RNA-Seq及全基因组测序等对一些疾病的基因诊断较为重要,如COL6突变相关的肌病。

Dimitri Kullmann教授介绍了难治性癫痫的基因治疗。他指出目前许多治疗难治性癫痫的小分子药物并非针对疾病特异性的信号通路,基因治疗对难治性癫痫非常重要。基因治疗可能通过矫正分子缺陷、调节特定区域或细胞类型的兴奋-抑制平衡进而起到作用。对于单基因疾病,基因治疗的可能选择为替代相应的基因,但目前存在以下问题:治疗时机的选择,治疗细胞的选择,病毒载体的适用性,基因过载的毒性,以及如何对功能获得性突变进行基因治疗等。如何通过调节兴奋-抑制平衡治疗获得性局灶性癫痫,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哪个基因为最有潜力的转基因,如何优化剂量,是选择闭环还是选择根据需求的治疗。目前可能采用的基因治疗策略包括:CRISPRa、Kv1.1、DREADD、eGluCl等。CRISPRa可保留正常的生物起源,适当增加基因的表达。Kv1.1为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但治疗不可逆。DREADD(hm4D)仅2个氨基酸与人M4毒蕈碱型受体不同,其对乙酰胆碱不敏感,但可被氯氮平/奥氮平等激活,其可使神经元超级化和抑制神经递质释放,该方法的特点为存在量化效应,且需要类配体。在TeNT模型中eGluCl亦可抑制局灶性癫痫发作,eGluCl的特点为闭环,且不需要外源性配体。

Orrin Devinsky教授介绍了基因治疗和精准治疗的人体试验。他指出癫痫基因治疗存在许多挑战,例如如何透过血脑屏障,对载体的免疫反应,治疗剂量的确定,对其他基因或非编码原件的效应,疗效持续的时间,对基因网络的逆调节效应等。遗传性癫痫可能的基因治疗策略包括反义寡核苷酸、tRNA、调节原件、CRISPR基因编辑等。反义寡核苷酸是人工合成的、与靶基因或mRNA某一区段互补的核酸片断,其经典的机制为可以通过碱基互补原则结合于mRNA上,从而降低mRNA的表达。其也可结合于pre-mRNA上,从而引起non productive mRNA生成减少,productive mRNA生成增加,从而引起蛋白表达增加。Zhou Han等进行的研究表明反义寡核苷酸可能引起Dravet综合征小鼠模型的SCN1A表达增加,进而减少癫痫发作。CRISPR是细菌体内的一串DNA序列,其可编辑动物/人体的基因组。其应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存在诸多挑战:目前尚无公司存在研究神经系统疾病的流水线,且900亿个神经元中,有多少需要去编辑目前不明确,且CRISPR的免疫原性以及是否需要脑室内给药目前尚不明确。此外,尚有一些疾病治疗目标为基因替换或沉默基因。

Christelle Moufawad EI Achkar教授介绍了目前临床中癫痫的精准治疗。癫痫精准治疗包括根据发作类型、综合征等选择相应的治疗,基因治疗、反义寡核苷酸治疗及根据蛋白功能(离子通道、突触功能、酶缺陷、信号通路)等选择相应的治疗等。离子通道疾病方面:SCN2A基因突变包括功能获得性突变及功能丧失性突变,功能获得性突变推荐应用钠通道阻滞剂,而功能丧失性突变治疗与SCN1A基因突变治疗类似。钾离子通道疾病方面:KCNQ2基因突变多数为功能丧失性突变,依佐加滨(ezogabine)目前仍在临床试验。KCNT1基因突变为功能获得性突变,目前关于奎尼丁的疗效尚不明确。KCNA2可能为功能获得性突变/丧失性突变,4-AP可能对功能获得性突变有效。与突触功能相关的基因包括STXBP1、GRIN2A、PCDH19、GAT1、PRRT2等。代谢相关的包括PNPO缺乏、PLPB缺乏、吡多醇依赖性癫痫、生物素酶缺乏等,均为维生素治疗有效的癫痫。其他治疗有效的代谢性癫痫包括:NCL2、Menkes病、脑肌酸缺乏等。信号通路相关的如结节性硬化等,目前关于依维莫司治疗TSC基因突变相关的难治性癫痫的研究尚在进行中。此外,Christelle Moufawad EI Achkar教授介绍了2例精准治疗难治性癫痫的病例,分别为KCNA2、KCNT1基因突变患者,分别应用4-AP、奎尼丁治疗,癫痫发作均明显减少。总之,及时的基因检测是临床工作中精准治疗的前提,精准治疗在儿童癫痫患者中非常重要,且需临床医生、药企及家庭的共同参与。

以SCN1A基因突变为例的精准治疗(图片改编自讲者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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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VPA:丙戊酸;TPM:托吡酯;CLB :氯巴占;LEV:左乙拉西坦;KD:生酮饮食;STP:噻吩戊醇;CBD:大麻二酚;RUF:卢非酰胺

 

本文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撰稿:常旭婷     

审稿:谢涵  季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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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题研讨会主要基于病例讨论激光间质热疗(LITT)在癫痫外科应用的最新进展。Guy McKhann教授主持了此专题研讨会,几位讲者就各自行LITT的经验进行了专题汇报。

第一位讲者是Ellen Air教授,她带来了4例颞叶内侧型癫痫(MTLE)行LITT的病例,包括一位58岁左侧海马硬化(HS)的患者A、一位22岁左侧HS的患者B、一位62岁左侧颞叶内侧占位的患者C以及一位32岁右侧颞叶内侧占位的患者D。其中患者C在术后6个月复查时观察到肿瘤明显进展,并在不久之后去世,剩下三位患者均达到了术后癫痫无发作,但患者A出现了明显的神经麻痹与复视,术后三个月逐渐恢复。Ellen Air结合以上病例的经验认为,MTLE患者LITT成功的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靶点、制定最佳路径以及了解周围组织的密度以及散热性。

第二位讲者Chima Oluigbo教授讲述了LITT在儿童癫痫中应用。Chima Oluigbo表示在儿童癫痫中,LITT治疗的最常见疾病是下丘脑错构瘤(HH)与结节性硬化(TSC),然而一部分儿童癫痫患者的术式在开颅手术与LITT的选择上仍存在困难。随后Chima Oluigbo通过两例病例阐述了这一问题:患者A,男性,15岁,其发作形式主要为右手异常感觉先兆,随后出现头颈右偏以及右侧肢体强直阵挛,MRI提示左侧脑室枕角附近结节状灰质异位,该患者行LITT,术后达到癫痫无发作。患者B,男性,7岁,既往曾行左侧后头部占位切除术,病理回报星形细胞瘤(WHO II级),该患者术后5年出现癫痫持续状态,随后出现难治性癫痫,发作形式主要为右上肢强直继发GTCS,SEEG结果提示左侧顶枕部起源,范围较广,因此医师建议行切除性手术切除致痫灶,但患者家属坚持要求行LITT,遂基于SEEG结果行LITT,术后6月再次出现癫痫发作,考虑为发作起始区毁损不完全所致,遂再次手术切除致痫灶,患者术后达到癫痫无发作。Chima Oluigbo认为LITT目前在儿童癫痫中应用广泛,其主要覆盖病种包括HH、TSC等,但LITT的使用应结合患者自身情况考虑,对于局限性病灶,LITT提供一种更加微创的外科治疗方法,而对于较为弥散的病灶来说,切除性手术是更好的选择。

Jeffrey Ojemann教授指出,对于MTLE患者,影像学检查提示存在HS往往提示更高的术后无发作率,而MRI阴性患者术后癫痫无发作率相对更低。此外,通过LITT切断内嗅皮层、岛叶、海马与杏仁核之间的连接能够得到更高的术后无发作率(图1)。

图1 基于结构连接的手术预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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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Daniel Curry教授分享了他关于LITT治疗HH与TSC的经验。Daniel Curry认为由于HH位置深在,且毗邻下丘脑等重要结构,因此LITT对HH的治疗相比于切除性手术存在一些优势,但LITT在TSC中仅是切除性手术的一种替代策略。Daniel Curry指出HH的LITT治疗中最重要的是切断错构瘤与正常脑组织的连接,即对瘤蒂的毁损,必要时可行分期毁损;而TSC由于结节可能多发或体积较大,因此可能需要植入多根光纤进行毁损,此外,TSC的LITT治疗应以充分的术前评估确定致痫灶为基础,其中SEEG应作为重要参考。

最后,Jon Willie教授就LITT的适应症与局限性进行了总结。他提出,目前LITT仍存在毁损范围局限、部分位置难以到达等局限性,因此,当存在一下情况时:致痫灶位置深在不易到达,开放性手术可能造成较大损伤或既往开放性手术失败,致痫灶直径<2cm,存在低级别肿瘤相关性癫痫,LITT可能是一种合适的选择;当致痫灶位置表浅且范围较广泛,位于立体定向路径无法到达的区域,临近重要解剖结果(如颅神经)或需要取得病理诊断时,应首先考虑进行切除性手术。

本文报道:北京天坛医院

撰稿:李字林

审稿:杨博文

 

参考文献

1. Ko AL et al. Effects of laser interstitial thermal therapy for mesial temporal lobe epilepsy on the structural connectom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eizure freedom. Epilepsia. 2021 Nov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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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阶段专题研讨会从低级别胶质瘤(LGG)相关性癫痫病例引入,主要讨论了LGG的影像诊断、基于循证医学的治疗、抗癫痫药物(AED)的使用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针对LGG的药物临床试验。Jessica Templer教授主持了此专题研讨会,有5位讲着进行了专题汇报。

Jessica Templer教授首先引入了两例癫痫病例,第一例患者是一位31岁男性,右利手,半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手肌张力障碍伴右上肢阵挛,随后继发全身强直-阵挛发作(GTCS),发作前有右手感觉异常先兆,这名患者在开始服用左乙拉西坦(LEV)后未再出现类似症状。MRI显示左侧中央后回异常信号,被判断可能为LGG或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FCD)。由于患者影像学表现不典型,给下一步治疗带来了困难。第二例患者是一位26岁女性患者,病程中出现两次右上肢及右侧面部阵挛继发GTCS发作,MRI显示右侧中央区及额上回异常信号,这名患者最终行切除性手术,病理回报为少突胶质细胞瘤;患者术后一月再次出现癫痫发作,先后服用LEV及拉考沙胺(LCM)至最高药量LEV 1500mg bid、LCM 200mg bid,最终患者无发作数周后再次出现癫痫发作。随后Jessica Templer指出这两例病例提示我们目前LGG相关性癫痫的诊断与治疗方面仍然存在许多挑战。

随后Jong Woo-Lee教授讲述了LGG的影像学诊断。他指出LGG的部分特征例如肿瘤位置、组织学特征、级别、分子特征以及影像学特征等能够帮助预测LGG致痫性的高低,从而指导AED的预防性使用。既往研究表明,肿瘤位于额叶及颞叶、伴有IDH+突变等特征可能预示着更高的致痫性,而部分通过通过多种影像学特征(如MRI、PET)建立机器学习模型从而预测LGG致痫性的研究也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图1)。然而,目前针对LGG术后癫痫发作风险的预测仍存在困难,目前能够确定的是,足够大的切除范围预示着更高的术后癫痫无发作率(图1)。

图1 基于影像学特征的LGG致痫性(左)与术后无发作率(右)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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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a Maschio教授随后介绍了基于循证医学的肿瘤相关性癫痫(TRE)治疗的管理。她指出,TRE占全部获得性癫痫的12%,同时在60%的脑肿瘤病人当中癫痫发作是其首发症状。而癫痫是脑肿瘤患者长期功能缺失的最主要危险因素。Marta Maschio认为,可以通过对癫痫的正确治疗以及对监护者的宣教与合理管理来减少甚至避免这类长期功能缺损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然而,由于这类患者往往同时就诊于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放疗科等多个科室,导致他们很难得到系统的、基于循证医学的治疗。Marta Maschio以AED的使用为例,有研究显示部分AED如拉考沙胺、布瓦西坦等同样存在一定的抗肿瘤活性,同时相当一部分AED与化疗药物存在相互作用,考虑到化疗药物的治疗窗通常较窄,AED的使用更加需要大数据的支持。既往研究显示部分AED会对患者的认知水平造成影响,因此在TRE患者的AED选用中这一部分因素同样需要考虑。目前,仍然没有数据表明针对某一特定病理类型的肿瘤应该选用何种AED。然而,有报道提出,新一代AED如LEV、拉莫三嗪(LTG)、托吡酯(TPM)等药物应作为首选。

最后Thomas Wychowski教授与Padmaja Kandula教授主要讲述了目前常用AED的副作用以及即将进行的LGG药物试验。Thomas Wychowski教授详细讲解了丙戊酸(VPA)与LEV的常见副作用,并提出对于TRE患者,应避免选择酶诱导的AED,而对于新型AED的使用应重点关注其在神经心理方面的副作用,尤其是在使用LEV的前额叶肿瘤患者中。Padmaja Kandula教授则介绍称新型IDH1/2酶抑制剂Vorasidenib正在进行III期临床试验,有望给IDH突变型TRE患者的治疗提供新的选择。

本文报道:北京天坛医院

撰稿:李字林

审稿:杨博文

 

参考文献

1. Liu Z et al. Radiomics analysis allows for precise prediction of epilepsy in patients with low-grade gliomas. Neuroimage Clin. 2018 Apr 24;19:271-278.

2. Xu DS et al. An extent of resection threshold for seizure freedom in patients with low-grade gliomas. J Neurosurg. 2018 Apr;128(4):1084-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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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一脉阳光医学影像对本次会议报道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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